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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大家都是知道的，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小编整理了西安事变观后感800字，来看一下！
西安事变观后感800字左右
这个星期天，我观看了一部电影《西安事变》。它讲述了西安事变这一爱国户外的起因，经过、结果，让我更加的了解了当时中国的局势。
西安事变的起因就是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夜，一声巨响，南满铁路柳条湖一小段铁轨被炸，打破了东北大地的宁静，原来是日本侵略有预谋制造的，但他们的目的却是侵略东北，他们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九一八事变爆发了，而这件事变的真相在战后才被揭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想法是借用日本人的刀杀掉共产党。只是出于这一目的，他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他密电给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只有四个多月，东北一百多平米的锦绣河山，全部沦于敌手，但是当时中国还有局部的抗战力量。东北人民和未撤走的东北军部队，组织起抗日义勇军，抵抗日军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派杨靖宇等在东北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东北沦陷以后，日本企图把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1932年，日本扶植早已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博仪，在长春建立起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从此在日寇的铁蹄下，东北三千万同胞过着耻辱的亡国奴生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又出现了西安事变。
日军占领东北后，又将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在中华民族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停止向红军进攻，并亲临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北的红军。
为了逼迫蒋介石抗日，1936年12月12日，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杨虎城联合行动，扣押了蒋介石，实行兵谏。他们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后，西安局势极为动荡。处死蒋介石，中国就有可能陷于纷争四起，群雄割据局面而内战一齐，必使虎视眈眈的日本有机可趁，从而利于其进一步独霸中国，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不记宿怨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的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向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方向转变。
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方面的发奋。蒋介石被迫理解“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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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 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
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周恩来说：“政治是无情的。”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上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来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通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有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事变的成功发动使蒋介石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所以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再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最后蒋介石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而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的转变关键”。
西安事变的硝烟早已散尽，这段历史离我们也越来越远。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巨大，我们不能忘记。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西安事变观后感
西安事变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其和平解决，成为中国由内战转向准备抗战的时局转换的枢纽。而贯穿西安事变的主线之一便非张学良莫属，其间每个举措，无不折射出当时张学良渴求全国一致对外抗日的心路历程。我试图梳理西安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对日、对蒋、对共的一系列举动，以及影响他决策的各种因素，来探索这位可以说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人物的思想实质。
在1928年前，张学良和蒋介石还处于敌对状态：蒋介石是国民党新军阀的代表，在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支持下，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张学良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当时奉系军阀的势力范围一度扩展到江浙一带。父亲张作霖、儿子张间琪的相继遇害，使张学良对日本深恶痛疾，再加上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极欲在东北扩张自己的权益，甚至要把满蒙从中国分离成为像朝鲜一样的附属国。
背负着家仇国难的张学良十分清楚，只有联合南京国民政府，举国同心，才有可能击败疯狂而野心勃勃的日军。在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正式宣布易帜，在东北各地降下了五色旗，挂上了象征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张和他的东北军归服于南京国民政府，使中国南北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无可否认的是，由于过于服从于蒋介石的不准抵抗命令，当日军肆无忌惮地在东北挑衅滋事时，身为东北关键人物的张学良始终吩咐下属：日军挑衅，我们守土有责，理应抵抗;不过仅靠我们的力量难以应付。张当时抱的心态大概是无条件听从蒋的指令，同时不想兵灾祸及全国。
然而，我们不禁发问，一时对日的委曲求全能够换来全国安宁和稳定的吗?如果一直对日军忍让，他们的野心定然是一步一步地吞没整个中国。所以说，那时候还不如倒戈反击，镇压日军嚣张的气焰，毕竟，与其眼睁睁地看着东北的军民因为日军的蹂躏而流亡，还不如抗日战死疆场，也死得其所。
在扣押蒋介石后，张、杨迅速通电全国，解释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委，提出八项救国主张，并一再申明立场：“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绝非制造内乱”，“兵谏的目的是逼蒋抗日”，然而，由于事变发生后西安城内的通讯被当局迅速切断，使得张、杨发布的重要公文不能及时公之于众、采信于民。
国内外质疑并谴责张、杨行径的新闻和组派层出不穷，扬言犯上作乱，妄动干戈，酿造内战，要求立即恢复介公自由。在诸如南京方面的讨伐旗鼓、担心内战爆发、舆论纷纷、西安内部意见不一等众多环境下，经过宋氏兄妹的调解，张学良也力主尽快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送蒋回京，巩固西安事变的成果，尽管当时杨虎城及其他很多将士极力要求有条件地释蒋。
东北易帜的出发点，应该就是张学良心里清楚对外单靠奉军力量无法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也没有实力与号称拥兵百万的南京对抗，在权衡利弊，极力主张国家统一的情形下，决定将东北置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
如出一辙的是日军侵犯东北时张遵循蒋的“不抵抗”政策，其中的原因之一便是蒋和张担心抵御强大的日军只会招来更大的全国范围内的灾祸，同时希冀依靠国际力量来制约日军。然而，出乎张意料的是，一时的妥协与忍让只会使日军展开更加疯狂的扫荡。
在旅欧期间，张学良到过英国德国、瑞士丹麦等国考察，并认为摆在中国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法西斯道路，一条是共产主义道路。当时的张更倾于法西斯主义，要求其下属和部队绝对服从蒋介石的领导。然而，历史总是善于从波澜不惊的事件中制造一些波折和冲突，也只有在这些磕磕碰碰中我们才能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行为和观念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在与共军作战的一次又一次的碰壁经历中，张的东北军伤亡惨重，张才醒悟“攘外安内”是既不切实也不可行的政策，绝对服从领导亦是荒谬的。也正是从那时候起，可以说，张学良的观念才开始悄然转向共产主义。
按照预想，在张扣押蒋之后，理应得到国内外各界的支持和同情。无奈在西安事变消息一出时，国内大部分媒体纷纷掀起拥蒋护蒋浪潮，谴责张、杨的电报俯拾即是。
当我们再放眼看看国外的舆论时，会发现另一番纷乱的景象。日本的打算是挑起中国全面内战，坐收渔翁之利，他们既顾虑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不愿使之迅速激化，又期望亲日派上台，以期更便利地遂行其变中国为殖民地的野心和企图。英美的建议是“和解保蒋”，英国支持蒋介石政权是为了维持东南亚殖民地的稳定，而美国支持将是为了维持太平洋的均势，以期维护在华利益。
苏联也是主张“和解放蒋”，一方面，苏联被日本列为“北进目标”，担心事变成为对日开战的借口;另一方面，苏联德、意法西斯的威胁，所以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谴责西安事变。鉴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这其中原因之一，张只得选择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平放蒋，当然，这也并不违背他的初衷，毕竟，他兵谏的目的是让蒋转变观念一致抗日，其余并无所求。
总体说来，不论外界其它评价如何，我唯以为在张学良身上始终保有的是一种舍身追求一致共御外侮的高尚的爱国情怀。
东北易帜所折射的便是他统一国家共同抵御日军的深思熟虑。三位一体和兵谏背后体现的则是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起来一致对外的殷切希望，而不再是国人的自相消耗。和平释蒋前张考虑的不仅是国内外要求保蒋释蒋的舆论，更有“主战派”大举进攻的扬言以及西安内部在“释蒋”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我们试想，如果张学良一直以蒋作为筹码“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主战派”必然浩浩荡荡地率军兵临西安城，一场国民军与东北军的内战在所难免，国家极易陷入一片混乱。
另外，如果不早日释蒋，在西安方面，不少东北将士早已厌倦了蒋的“攘外安内”政策，报国杀敌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那么，他们很可能会趁此机会将蒋消灭以解心头之恨，也会造成内战。也许当初张学良考虑得并没有我所说的这么仔细，但是我们理应承认张最终还是合理地解决了自己带来的西安事变，尽管对于西安事变他是抱着“走一步算一步”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