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多多,女,别名碎心飞魔,2006年河南省南阳市八中应届高中毕业生。在当年的高考中,她把对目前教育制度和高考制度的不满,写在了各科试卷主观题的空白处,并将自己的笔名“碎心飞魔”写到密封线外,且所有试卷均用双色笔答题,希望各科成绩都被判为零分,以引起教育部门和社会的关注。结果她的文综科目被判为零分,总分114分,她也因为这一事件成为2006年高考的新闻人物。
她故意在高考中违规,写下对教育现状的不满,渴望得零分,以引起重视。她敏感、自尊、悲观,却富有个性和思想,对差生充满感情,19岁的蒋多多——用高考“上书”。
7月6日下午,一位老人光着膀子蹲在家门口,满脸迷惑地望着五位干部模样的人走进十几米外的小院子。老人家不明白,这些天怎么了?“光上午就来过四辆出租车”。
用红砖砌成的小院里,有三间简陋的小平房,一条大黄狗蜷缩在废弃的水缸里,偶尔吠两声。12年前,进城工作的伯父把这个院子借给蒋多多一家人住。
皮肤黝黑、身材瘦小的蒋多多是河南南阳市卧龙区王村乡罗冢村人,19岁的她刚从南阳八中毕业。一个多月前开始的高考,让坐在教室里也会被同学忽视的她走进了公众的视野。“我没想到事情会闹这么大。”蒋多多说,“我只希望引起教育部门的重视。”
高考的第一门是语文。蒋多多用了大约20分钟做完选择题,使的是双色笔。然后翻到试卷的最后一页,倒过来,开始刷刷地写。她很紧张,把头埋得很低,左手紧紧捂着试卷,一口气写了大约2000字,把主观题的空白处都填满了。
文章谈的是“高考制度该不该改”,以对话的形式,让几个人参与讨论,在结尾处她写道:“要让民主大众来决策,而不能让一两个当权者决定。”试卷上方留下自己的笔名“碎心飞魔”,她解释说,是“心被无奈的社会现实击碎了,喜欢孤魂野鬼似的自由”。至于作文题是什么,她直到晚上在寝室听同学们议论时才知道。
交卷时,蒋多多故意将客观题放在上面,监考老师提醒她:“试卷放反了。”蒋多多的心怦怦乱跳,她担心,监考老师不会收她的卷子。
回到寝室,她看到几米外的办公楼里,老师们在整理试卷,好像有卷子被抽出来,又吓了一跳:“我的试卷会不会被……”
考数学时,蒋多多感觉“写得最不成功”。试卷还没发,监考老师就两次查验她的证件,让她很不安:“是不是语文考试太出格了,上面注意了?”终场前15分钟的哨子快要吹响时,她的行为暴露,一位监考老师拿起她的试卷对同事说:“这个学生不做题,在上面乱画。”蒋多多看到“满脸嘲笑的表情”。她不知所措。
考英语时,蒋多多“写得有点狼狈”。主观题都在第二卷上,她只好做一会儿选择题,趁老师没注意,再写几句观点,写完一行赶紧用第一卷盖起来。
“不过,我的试卷很有保存意义”,她微笑着说,“特别是语文卷”。如今,她写在试卷上的一些观点已广为人知:“星星只有在自由的天空才能发光,到了地上就成了冰冷的陨石。”“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位置的资源。因为人人有不同天赋,老师只有发现学生的兴趣,把他的兴趣发掘出来。”“学校关心学生的分数,对学生心理和思想的了解却几乎是一个空白。”
写得兴起,平时没有的想法也落在了笔端:“现在的教育完全是大批量标准化生产,输送的是一个模型的人才。”“社会上之所以有文凭造假的现象,是因为社会提供了机会,用人单位招聘人就看重文凭,这种观念也要转变。”但在平时,她认为自己说得再有道理,也不会有人注意。
蒋多多曾经是优生,刚进高二时的成绩在70多名同学中位居第九,之后,沉迷于写作的她成绩直线下滑,进入“差生”行列。“我觉得差生特别可爱,他们活泼,能给人带来欢笑,重人情,会关心人,不像有的优生连机器人都不如。”蒋多多这样说。
还在小学二年级,老师不让成绩差的蒋多多参加期末考试,现在想起来,她还气愤。四年级以后,她成了优生,以前对她爱理不理的老师,主动来找她了。
高二时的蒋多多看过一篇报道,讲一位“差生”见到老师就笑,有一天老师对他说:“你成绩那么差,还有脸笑出来。”“老师怎么可以这样?”蒋多多侧头盯着记者。
“如果不是高考指挥棒在那立着,教师们会以升学率作为评这评那的标准?没有升学率牵引着,教师们会视差生如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把他们全都踹出去?”蒋多多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狗屁高考害人不浅”,“站着的差生比跪着的优生伟大得多”。
在高考前一两周,她决定要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引起教育部门的重视,“起码先让他们承认高考的弊端”。
6月23日晚上,班主任让蒋多多第二天去学校一趟。“可能是上面引起重视了,要我去谈谈具体看法。”她想:拖了班主任升学率的后腿,会不会挨骂?父母如果知道了真相,咋办?但第二天,班主任只是要求她在考试违规处理决定书上签字。因为在文科综合考试时“用两色笔答试题”,被取消该科成绩。
蒋多多突然感到很惶恐,不知以后怎么办,她向班主任说出了全部事实,“就想提点建议”。“你考试不做题,写那些东西干嘛?”老师的态度有点冷。蒋多多又试探着问:“我其他三科也是这样,为何没有惩罚性措施?”“人家只发下来这一科,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这次高考,蒋多多总分114分,其中语文18分、数学30分、英语66分、文综0分。她感到很失望。“如果都是零分,上面一定会查的,我的观点不就可以被看到了吗?”
对于高考,蒋多多早就无所谓,但对父母,她很惭愧。6月8日下午,考完最后一科,蒋多多来到校门口,胖乎乎的父亲一脸笑容望着她,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我今年什么大学也考不上。”蒋多多轻声说。父亲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特别难看,他没有再说话。“他心里一定十分痛苦。”7月7日下午,谈起父亲,蒋多多眼里的泪水大颗大颗地滚落。
6月9日下午,蒋多多回到了家,脸色很差,父母什么也不敢问。吃完饭,她就钻进了自己的房间,“害怕看到爸妈的眼光”。12日,蒋多多清点了几件衣服,带着高中省吃俭用攒下来的200元钱,借口填报志愿离开了家。对于自己在考场的行为,父母还蒙在鼓里。她去了山东菏泽,待了半天后,返回郑州,姐姐在这座城市的警校读书,她在那儿住了几天。又回到南阳,在师范学院的女生宿舍楼下、教室里,蒋多多过了两个晚上。
6月29日,她感到“特别孤独特别想家”,给当地媒体打了电话。“我想倾诉,也希望记者给我指条路,”但蒋多多“没有想到,他们竟然派记者来采访”。
很多人对她表示佩服和赞赏。7月6日晚,她收到了贵州民族学院一位退休教师的特快专递,他称赞蒋多多“是一个思想和心理都十分健康的人,很有主见、很能思考,而且敢做敢为”。
也有人批评她天真、幼稚,不现实。央视一位记者把许多网友的意见下载到电脑里带给她看,蒋多多只看批评的意见。“他们的认识太自私,太狭隘,没有抓到问题的根本。”“我很大度,不和他们计较。”她坚持自己的看法。
有网友把她比作堂吉诃德,她不明白“高考制度怎么不能改变?”
高三开学没多久,语文老师华锋在课堂上说了高考几句好话,蒋多多便写了篇四五千字的文章《我就不再批评你了》反驳他,“你看看吧。”她面无表情地把文章交给了华锋。
华锋当时有点哭笑不得,但他很佩服这个学生的勇气。“这是一种很可贵的行为,太特别了,她喜欢完美和透明。”华锋告诉记者,多多的文章激起了他读高中时久违的一种感觉。但他有点担心多多的高考,试图在评语中提醒她:“人在红尘中想绝然超脱物外,可能吗?”但蒋多多告诉记者:“起码精神上可以,思想是最自由的。”
华锋是与蒋多多交流较多的老师,他认为这个女生“和别的学生不一样”,很有个性和主见,对规定的话题作文不感兴趣,经常不按照要求去写那些议论文,而会代之以小说、戏剧,甚至让古人和今人在文中相会。华锋劝过她好几次,她说:“文学必须是发自内心的东西,不能被强迫,否则就是无病呻吟,千篇一律。”华锋在评语中肯定多多的作文,“见解深刻,感情真挚”,“文章虽然很偏激,但那也是你的文气”。
三年来,蒋多多写了约100万字的作品,都是利用自习课和课余时间完成的。“她很遵守纪律,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华锋说,多多并不是一些人认为的怪女孩,她只是不爱主动说话。“从来没有一个学生敢拿自己的前途挑战高考制度。”华锋说,“但多多做了。”
在英语老师郭云涛的眼里,多多也没有违纪行为,“一点也不调皮,根本不令老师头痛”,但“基本不抬头听课”。“她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很少与外界沟通,看到更多的是事物的阴暗面。”她在文章中说校园“阴森可怕”,说自己的世界“没有光明、温暖和真诚”,但尽管如此,她“还是不能彻底地放弃对光明的呼唤”。
“她看起来很冷,但打交道后,会发现她对人挺好。”和蒋多多同宿舍的胡杨说她“心胸一点也不狭窄”。一次,胡杨有一件事做得不太好,她向多多道歉,“她很大度地原谅我了”。平时,宿舍的同学会聊到很晚,连胡杨都难以忍受了,但多多一句话也不说,“躺在床上,很安静”。对于多多在高考中的行为,胡杨啧啧两声:“挺胆大的,有一定道理。”
但母亲蒋树梅却觉得多多“很傻”,因为“几百万考生都没人那样做”。6月29日,她才从郑州的亲戚那里得知女儿的行为。蒋树梅原本对多多考大学充满希望,打算贷款送她读书,但她实在弄不清这个“成天不爱说话不爱笑”的女儿在想些什么。“我实现自己的理想后要去帮助别人。”多多对母亲说。蒋树梅觉得很可笑,“你都这个样子,还去帮别人?”
多多家境困难,全家只能靠种植玉米、芝麻、棉花、麦子等作物为生。这几天,多多又浇灭了母亲想让她复读一年的希望,她对很多记者说:“我想上职业学校,学影视表演,将来自编自导自演。”
蒋多多的作品都写在一堆十六开的作业本和试卷上,字迹密密麻麻,摞在一起有20多厘米高。她在初三用过的试卷背面写了一部30多万字的武侠小说,在一行一行的英语句子的间隙里写满文字。
前两天,北京一家出版社的编辑两次给多多打来电话,想看看她的文稿。多多感到不舒服:“他想利用这段风波来炒作。”她看不起那些利用炒作出名的人。“为了避嫌,我不能出书。”多多说:“我不能掉入某些人的圈套,他们肯定以为我是为了出书才搞出这场风波的。”但在慎重考虑后,她还是给编辑寄去了一部大约五万字的手稿,名为《睡美人复仇计》。
7月7日下午5点左右,卧龙区妇联一行干部来看多多,带来了两件短袖衫和400元钱。干部们起身离开时,多多三次追上去退钱。汽车刚刚发动,她“啊”地哭出声来,将手上的笔和纸狠狠地朝地上摔去,抹着泪大喊:“我要的是精神,不是金钱!”妈妈蒋树梅赶紧给一位干部打电话,要他们折回来,然后拿着衣服和钱追了出去。此后40多分钟,蒋多多一直在抽泣,她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